福建地居东南，古称南蛮之地，闽越时期，文化不甚发达。自唐末五代，兴学重教，私家藏书，开始出现。宋代以降，随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重心的逐步南移，福建人文昌盛，昔日闽越蛮荒偏远之地，已被时人誉为“东南全盛之邦”、“海滨邹鲁”，私家藏书之风，勃然兴起。诚如袁同礼《宋代私家藏书概略》所云：“印书之地，以蜀、赣、越、闽为最盛，而宋代私家藏书，亦不出此四中心点之外”。

    据不完全统计，有资料可考的宋代福建藏书家达近百人，其中藏书万卷以上者就有：吴与、郑樵、郑寅、林霆、傅楫、章甫、章綡、朱倬、余崇龟、陈嘉言、杨纮、余良弼、余日华、余深、赵谊、方万、方崧卿、方渐、方于宝等20余人。例如：《宋史翼》称：吴与“生平历官凡七任，悉以俸余市书，所藏至三万余卷，郑樵称海内藏书者四家，以与所藏本为最善”；《福建通志》载：陈嘉言“筑‘书隐堂’于斗门山，聚书数万卷，诵习之”；《顺昌县志》曰：余良弼“聚书几万卷，自为序以教子孙”； 《鸿庆居士集》记：章綡“舍旁营一堂号‘美荫’，聚书万卷”；《泉州府志》载：赵谊“好学能文聚书万卷”云云。

    宋代福建私家藏书的地域分布相对集中，以莆田和建阳为主，而莆田尤盛，人称“文献之邦”。宋人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十二《书籍之厄》载：“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，盖尝仕于莆，传录夹漈郑氏、方氏、林氏、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。”宋代莆田私家藏书则以方氏为最，其聚族而居，好学成风，北宋皇祐至南宋淳祐（1049—1252）的两百年间，见于文献记载的方氏藏书家就有：方万、方崧卿、方信孺、方渐、方于宝、方阜鸣、方秉白、方其义、方峻、方子容、方略、方翥、方绩、方淙、方审权、方楷等10余人，比较出名的藏书楼则有：方略“万卷楼”、方渐“富文阁”、 方万“一经堂”、 方崧卿“聚书堂”、方于宝“三余斋”等等。

    宋代福建私家藏书，往往是通过跋涉千里、登门借读、辗转请托、迻录副本、节衣缩食、恣意置书而蔚为藏书之大家的。著名史学家、目录学家与藏书家郑樵就曾自云：“搜奇访古，遇藏书家必借读尽乃去”，并总结出“即类以求、旁类以求、因地以求、因家以求、求之公、求之私、因人而求、因代而求”等8种求书之道。宋代雕版印刷虽已普及，然传抄典籍依然是藏书家搜集与保存图书的重要途径之一。由于传抄之易误，而需要校勘之精勤。因此，宋代福建藏书家为了保证其藏书的质量，均十分讲求精抄精校。例如：《吴郡志》曰：章甫“藏书万卷，雠校精密”；《鹤山集》云：朱倬“家藏数万卷，皆手自校雠”；《续修浦城县志》载：杨纮“聚数万卷，手抄事实，名《窥豹篇》”；《平园续稿》记：方崧卿“筑丛书堂，聚书四万卷，手自校雠”。正是由于这些藏书家努力校雠众本、勘订舛误，使中华传统优秀珍稀典籍得以代代相传、承载学史、嘉惠后世。

    宋代私家藏书事业的兴盛，又大大促进了私家目录的发展。宋代福建藏书家，编有书目者亦颇多，于今知见的有：莆田李氏《藏书六堂书目》一卷、吴秘《家藏书目》二卷、吴与《漳浦吴氏藏书目》四卷、郑樵《群书会记》二十六卷、郑樵《夹漈书目》一卷、郑寅《郑氏书目》七卷等6种。尤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封建社会图书以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四部分类法为主流之时，郑樵撰《通志·艺文略》，独辟蹊径，将图书分为：“经、礼、乐、小学、史、诸子、天文、五行、艺术、医方、类书、文”等12大类，其下再分155小类，小类之下，更分284目，类目共计439，至为纤细。真可谓目光如炬，影响甚大。

    唐代以前，由于图书的传布全靠手写抄录，费工费时，私家藏书数量终是有限，无需辟专室庋藏，多随居室放置，所以还没有以特别含义命名的专门藏书楼之称。到了宋代，随着雕版印刷普及，私人藏书无论在人数和收藏数量上相应大为增加。而为了便于收藏和保管图书，私人藏书楼相继出现。宋代福建藏书家也大抵建有自己的藏书楼，选址多在山岩、水溪之际，既有利于保护书籍，又可营造一个静心读书的氛围，非唯远避市人尘嚣，抑且启发灵思雅兴。如胡安国筑室茔山旁，郑耕老筑书堂于木兰坡上，吴叔告筑书楼于文光岭，陈邦衡建读书堂于仙都岩，陈嘉言筑书隐堂于斗门山，傅诚筑月山书院于月峰山仙岩下，林知筑室吴山之巅，余深建藏书楼于水中央等。

    总而言之，宋代福建私家藏书，具有地域相对集中、藏书家多、藏书丰富、校雠精湛、书目完备、藏书楼涌现等特点，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尤其为福建明清时期私家藏书的兴旺与鼎盛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，并对福建古代优秀文化典籍的承传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